崇祯十七年，李自成攻破北京城，明朝最后一位正统皇帝崇祯帝选择自缢殉国……
关于这位末代皇帝的评价，历史学界众说纷纭，本文不打算深究其人其事，但崇祯临终前留下的一句话，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
他曾说：“朕非亡国之君，诸位皆亡国之臣。”这句话满含凄凉与愤懑，深刻表达了他对朝中文官集团的失望与痛恨。
这里所指的文官，主要是那些贪腐无度的官员，毕竟在明朝走向灭亡的关键时刻，这些人依然吝啬至极，最终朝廷只筹得了区区二十万两银子……
以至于朝廷无法筹集到百万银两来促使吴三桂迅速北上，也难以拿出两百万去安抚四起的农民起义军。
展开剩余89%那么，崇祯皇帝是否有能力查抄这些贪官，借此解决财政困境呢？
历史学界普遍认为，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除了深层的制度问题外，最致命的还是财政枯竭。只要资金充裕，许多矛盾都能逐步缓和。
因此，许多人主张若能严查贪官集团，尤其是被指为腐败代表的东林党，朝廷或许能渡过难关。但事实真是如此吗？
——要弄清真相，首先必须了解明朝财政为何如此拮据。
众所周知，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税收来源是土地税。
因此，明朝多次重新审核和修复鱼鳞图册，以确保税源的稳定。
然而到了末期，土地兼并现象极为严重，大片土地被王侯贵族吞并，百姓无地可耕。
其中皇家贵族尤为嚣张。
史书记载：神宗时期，潞王、寿阳公主等王室成员所获封赏极其丰厚。福王被封河南、山东、湖广三地庄田，面积多达四万顷。熹宗时，桂、惠、瑞三王以及两位公主所辖庄田数以万计。魏忠贤家族更是横行无忌，大肆侵夺民田。
学者统计显示，明朝皇族后裔人数高达百万以上，国家税收中绝大部分被用来供养这些王爷。
据洪武年间史书记载：
“二十八年颁布诏令，削减王爷岁俸，将节省之银用于军国开支。亲王岁俸万石，郡王二千石，镇国将军一千石，辅国将军等依次递减，公主及驸马二千石，其他王侯等级依此类推。此规自此成为永恒制度。”
总的来说，在如此“粗暴”的财政政策下，到了明朝末年，开国皇帝的直系后代男性人数近十万，加上诸多王族分支，其开销占据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。
史料还显示：全国每年向京城供应粮食约四百万石，但诸王府的禄米却达到八百五十三万石。以山西为例，存留粮只有一百五十二万石，诸府禄米却高达三百一十二万石；河南存粮八十四万石，而禄米却有一百九十二万石。这仅是两个省份的数据，其他地区亦有类似现象。
难怪学者感叹：皇族开支占全国粮食储备的比例竟高达八成，这在历史上极为罕见。
随着王侯贵族的挥霍无度，大量官员也逐渐响应他们的富裕生活。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一批文官，从地方举人到朝廷高官，甚至与盐商勾结，隐瞒大量土地，不向中央缴纳税赋。
根据《明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，早在弘治年间，明朝政府控制的户籍数量较洪武初年减少了约150万户，人口损失超过700万。
如此，朝廷的粮食收入骤减。
以太仓粮食储备为例，成化八年以前漕粮储量超过四百万石，隆庆元年入库达三百六十四万石，到崇祯时期实际入京通粮只有两百万石左右。
这充分说明，明朝财政最大的问题是朱家王爷和官员们掏空了国家赋税根基，已非单纯贪污能解释，而是一种历史形成的制度陋习。
——此外，地方政府长期拖欠税款。
这点恐怕许多人未曾深思。崇祯时期，中央集权大幅削弱，最明显体现就是财政收入锐减。
因镇压农民起义及各项开支激增，地方财政亏空严重。朝廷要求严格缴纳赋税时，地方政府往往消极执行，面对大户欠税现象视若无睹，甚至出现请托、截留等腐败行为。
作为税收重地的苏松地区，万历十四年至三十五年间拖欠金花达48万两，布匹欠缴301万匹。天启时期，南京户部尚书感叹：天启元年至五年间，各省拖欠折色达百万石以上。
不论是否存在税款截流，这种现象充分表明中央财政权力受到了严重挑战。
而且，朝廷还面临着极大的军费压力。
洪武时期设立军屯和军户制度，意在解决军队开支。起初确实奏效，但随着卫所制度崩溃，军屯土地被兼并，军费负担转嫁给朝廷。
黄仁宇先生考证指出：北方军队募兵制度始于每人津贴五两银子，配备马匹和军服。16世纪中期每年军费约6两银子尚能维持，但到16世纪70年代，南方军队北调，军费大幅上涨，17世纪达到18两银子的高额。
正统年间，朝廷年收入不过四十多万两银子。
但军屯废弛导致边疆缺粮，米价飙升。万历年间军费攀升至380万两以上，特别是万历46年到天启7年间，对后金战争开支高达六千万两。
崇祯时期，军费更是叠加三次加派，辽饷累计685万两，剿饷330万两，练饷初期400万，后增至730万两。
如此巨额军费让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更显吃紧。
——崇祯十六年户部额定收入2010万两，实际仅收1584万，两项支出2122万，两项支出相差530万两。
综观明朝财政危机，再回望开头的问题，难道我们还能自信满满地认为抄家查抄就能解决明末危机吗？
首先得承认，就算李自成攻入北京能抄出七千万两白银，也只是掠夺一时，根本无法从制度层面解决财政问题。
看看前述问题，七千万两银子不能扭转土地税源锐减，也难以解决军队废弛的问题。
当然，这笔钱足以暂时给吴三桂的军队拨款，帮助朝廷抵御农民军进攻。
有人认为，这只是为眼前危机缓冲，只要挡住李自成，明朝就能继续处理根本问题。
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前面提到，财政危机根源在于皇族与官员的土地兼并，以及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和皇族开支。
换句话说，若想真正解决贪腐和财政问题，第一步必须“动刀”皇族。至于贪官污吏，不过是蝇头小利的附属品。
然而，在国难当头时，皇帝首要任务是稳定人心，而稳定的关键群体正是那些养尊处优的皇族们。
如海瑞所言，除掉严嵩不足够，关键要解决严嵩背后的皇族蛀虫。否则治理贪腐无异于治标不治本。
此外，即使忽视皇族问题，明朝还面临两大致命难题：僵化的统治结构和腐败不堪的行政体系。
崇祯末年，民心涣散，许多官员已准备向李自成投降。此时若大规模清查贪官，官员们反而会恐慌，加速政权崩溃，甚至可能发动政变。
原因简单，东林党系上下连结紧密，强硬皇帝都难以掌控，何况国势已衰。正如蒋介石所言：“反腐亡党，不反腐亡国。”
即使出现强人一统局面，清查大量贪官，那些银两真的能流入皇帝手中吗？
——乱世出妖孽，这话一点不假。
明朝最大的问题是中央财政权遭地方严重挑战，地方依法拖欠赋税，中央又缺乏有效执行力。
锦衣卫等机构自身也贪腐横行，基层执行层层截留。
所以，崇祯不可能像农民军那样轻松抄出七千万银子，最多得手百余万，而且北京城将变得千疮百孔。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，必然自取灭亡。
还是那句老话，不解决根本问题，只处理表面枝节，不过是在拖延死亡，甚至加速了灭亡的步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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